记忆里,家乡的路,总是与艰辛相连。
1976年秋,我在离家4.5公里的陈坊小学读三年级。每天上学,背着母亲手织的布书包,要翻山峦,越田野,跨大坝,过村庄,几经辗转才能抵达。那时的路曲折狭窄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两脚泥。每逢雨季,穿着笨重的雨靴深一脚浅一脚,黏稠的黄泥沾满裤腿,稍不留神便会滑倒,摔得满身狼狈。最令人心悸的是汛期过桥杨大坝。湍急的水流让人望而生畏,只能由高年级同学或老师打头,大家手牵着手,屏息凝神,一步一步挪向对岸。若遇洪水漫坝,水流汹涌,就只能无奈地旷课数日。那条路,承载着长辈沉甸甸的牵挂。
1982年,我升入老虎岗中学。那时村里已实行“单干”。我家六口人,分得五亩薄田。父母干劲十足,起早贪黑,盼着土地能解决温饱。然而事与愿违,每年春节过后,家中依然要为“春荒”发愁,常需借粮借钱度日。父母愁容满面,但田间的劳作却从未停歇。生活的路,依然崎岖。
初中毕业,我辍学在家。所幸同年暑假,通过本地统招考试,我成为了一名代课教师,被分配回母校陈坊小学任教。路远难行,只能寄宿学校,唯有假期才能归家。转机出现在1986年秋,学校迁至一座荒岗上,离家近了1.5公里。我用积攒的工资买了一辆“飞鸽”牌自行车。车轮转动,归家的路不再漫长,我能常伴父母弟妹身旁了。
后来,杂交稻的普及让村里粮食产量大增,温饱无忧,家家户户还能卖出余粮。年轻人外出务工,也带回了新的收入。日子渐渐红火,修路的呼声在村里响起。村委会召集各小组商议,最终决定按人口集资,拓宽路面,削低陡坡,铺上砂石。沙石路通了,车辆开进了村庄。雨天的上学路上,孩子们身上终于干净了许多。
1996年9月,我被调入离家仅2.5公里的尹家小学。通往学校的路已变成平坦的水泥路。我也买了摩托车,风驰电掣间,不到十分钟便能抵达学校。车轮下的路,变得轻快而坚实。
然而,并非所有路途都已坦荡。2003年至2004年,我在泗沥镇谢源教学点任教。谢源村深藏大山,离我家3.5公里,其中一段黄泥坡路堪称险途,“天晴一块铜,下雨一包脓”。骑自行车上班,若遇雨天返家,只能狼狈地扛着车,一步一滑地挣扎前行。那段泥泞,是现代化进程尚未完全抵达的角落。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国家“三农”政策的深入,“村村通”工程惠及四方。一条条水泥路不断延伸,串联起村庄与乡镇。2011年,村里建设新农村,期盼已久的水泥路终于通到了家门口,并与泗沥镇的主干道相连。那一刻的喜悦,难以言表。
回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,家乡的路,从泥泞小道到砂石路,再到如今四通八达、相互连接的水泥路网,条条道路通学校、连四方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沪昆高速公路与沪昆高铁如巨龙般贯穿泗沥镇,穿山过河,让天涯不再遥远,穷乡不再僻壤。
历经风雨洗礼,脚下的路,早已不是当年模样。它记录着家乡的变迁,更见证着国家的富强。道路四通八达,村庄秀美宜居,生活红红火火——这,便是最动听的赞歌。(作者:江国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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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部:刘小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