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火记忆丨永远跟党走

　   胡正先，1918年9月生，安徽六安人。1930年12月，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，1935年参加长征，1936年参加西路军西征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跟随部队参加过辽沈、平津、渡江、解放广州、解放海南岛等战役。曾获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、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及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。

　　我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的一户贫苦农家，祖上三代都是篾匠。那时候生活很苦，全家人长年吃不上一顿饱饭。12岁那年，我带着父亲“你要另寻一条活路”的嘱托，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。然而我的从军路，一开始并不顺利，有好几次还险些掉队。

　　我第一次险些掉队发生在刚入伍不久。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，我所在的红军部队往金寨方向转移。为加快行军速度，部队安排我们这些年龄小、行军慢的孩子兵就地解散返乡。但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：“红军就是我的家，走到哪我都要跟着。”于是，我和一个叫罗会春的小孩远远地跟着红军，跟丢了就寻着红军留下的脚印追，就这样一路从独山走到麻埠，又从麻埠追到平汉铁路。

　　在湖北枣阳新集，红军打了一场遭遇战（枣阳新集战役）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我军伤亡惨重，部队需要人手照顾伤员，就让我和罗会春到红军医院当看护（护士）。这样，我又加入红军队伍了。

　　第二次险些掉队是在漫川关的时候，我的两只脚被开水烫伤了。而当时部队马上要翻越巴山进四川，由于路途艰险，便让我们伤员留在原地养伤。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，我暗下决心：“就算是爬，我也要跟上红军队伍。”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拄着木棍去找部队。那天的天空飘着雪花，雪水浸湿了脚上的纱布，伤口一阵阵钻心地疼。可我一直坚持走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终于在一个山坳里，听到熟悉的军号声，我就顺着那号声走到了一个村庄。一进村，便看到了红军医院的熟人。大家见到我就都围上来了，问长问短，帮忙处理伤口，我真切感受到，红军就是我的家。

　　秉持“听党话、跟党走”的坚定信念，1935年3月，我跟随部队参加了长征。长征途中，我们一方面要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，爬雪山、过草地。在草地上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里，我亲眼见过一个红军战士陷入其中，再也没能起来；在雪山上，积雪没到腰间，我们的一个炊事员，背着锅从山顶滚下了山。

　　在重重艰难险阻中，红军击退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，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，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。

　　在缺衣少粮、枪林弹雨的漫漫征途中，我和战友们积极响应上级提出的“每人每天要认识三个字”的号召，想尽各种办法识字读书。行军途中，我看着前面战友背上的识字板，今天认3个，明天认3个……一路走下来，大概认识了三四百个字。正是因为有了识字基础，后来我顺利进入了红军无线电培训班，一边行军打仗，一边学习无线电技术。

　　在川陕革命根据地，我们没有条件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培训，仅有一名了解无线电知识的高中生做教员，也没有像样的教学装备，电台设备全靠从敌人那儿缴获，大家只能用一架手风琴练习收发报。从此，无线电台也就成了我的“武器”。1938年5月，根据组织安排，我被调往军委某局负责敌军情报侦察工作。刚开始，被安排听一个人的情况，怎么找、什么声音不知道，用什么机器、波长也不知道。就算是及时找到了目标电台的频率，要边听边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也十分考验我们的技术。面对极端条件，我需要和三四位战友同时收听抄写，再一起整理。后来条件好一点之后，我开始研究敌人不同发报员的发报手法和规律。久而久之，即使敌人换了波长，我也能迅速判断出是敌方哪个报务员在发报、其所属的是哪个单位。

　　1939年的一个深夜，我在值班时发现了一个异常信号。那个电台发报手的击键节奏比平时快了许多。凭借经验，我判断这可能是一份重要情报。果然，破译出的情报显示，敌人准备对我军某重要据点发动突袭。这份情报被迅速送到我军相关指挥部，使得我军得以从容布防，不仅挫败了敌人的进攻，还给予他们重创。

　　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，我不仅能准确判断敌军电台的方位和级别，还能根据发报特征推断出敌军的调动意图，也逐渐探索出一套严密监控、确保不漏掉任何可疑信号的侦听方法。有一次，我们连续工作72小时，成功预警了敌人的大规模“清剿”行动，为根据地军民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。

　　海南岛解放后，我先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、广州军区三局副局长，后历任总参某部三局局长、副部长、顾问至离休。我的一生就坚持两件事：一个是听党话、跟党走；再一个就是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尽管我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我喜欢向孩子们分享长征经历、战斗故事，我能感受到孩子们对革命历史的兴趣和对英雄的敬仰，也希望他们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，好好学习，将来为国家、为民族多做贡献。（胡正先 口述 周媛媛 记录）

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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